84岁的他一生沉浸于戏曲艺术，既看戏、谈戏，又写戏、评戏。正因为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这份执念以及对山西梆子的巨大贡献，任职山西省文化厅时，他被人称为“梆子厅长”。
“中华民族又遇上疫情凶险，党中央令传下战胜妖孽，全中国，亿万人，心心相连……”每年春节，剧作家曲润海都回山西老家过年，不料今年被疫情阻隔，一个“大家”被分割成几个“小家”。与家乡亲人团聚不得，84岁的他就在北京为抗疫写起了“助阵歌”。他作词的抗疫主题北路梆子《中华崛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受到网友的点赞。
前几年，曲润海基本保持着半年在北京写作，半年在山西指导排戏的生活节奏。在他的指导下，北路梆子《云水松柏续范亭》《宁武关》、吕梁版晋剧《刘胡兰》、蒲剧《甜姑曲》等一批新戏陆续呈现在山西的戏曲舞台之上。近两年，他创作少了，但在戏曲演出现场和各种戏曲研讨会上，我却经常与之相遇。在我的印象中，他满头银发，瘦脸剑眉，目光幽深，精神矍铄，讲起话来语速沉稳，思维敏捷。那天，我采访的电话刚一接通，电话里立刻传来他那熟悉的山西口音——只要是关于戏曲的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1936年，曲润海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河边镇三村一个手工艺人家庭。20世纪60年代初，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对“山药蛋派”文学和文学“晋军”现象颇有研究。
1983年6月，曲润海担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一干就是8年。众所周知，山西是全国闻名的戏曲大省，戏曲是三晋名片。彼时，戏曲还未从“文革”的摧残中恢复元气，又受到流行艺术的冲击，很多剧团面临着无戏可演、观众流失的艰难局面。“什么样的戏才是好戏？怎么样才能搞出好戏来？”回忆起当年的工作，曲润海说：“我们当时在‘思想性、艺术性’的标准之外，加了个‘观赏性’。为此，我们提出‘综合治理’的口号。就是说，不仅要有好的剧本，还要在二度创作中的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诸方面都要做好。”在山西文化厅厅长任上，曲润海在全省主持成立了十多个文化艺术学校、几个艺术研究所，组建了十个戏曲青年剧团，解决了山西表演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使山西成为梅花奖获奖演员最多的省。
曲润海不仅是一名善于管理的文化官员，还是一位积极参与创作实践的剧作家。担任文化官员那些年，曲润海白天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夜晚便在家里对传统戏曲剧目进行改编创作。他的代表作晋剧《富贵图》便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
曲润海的女儿回忆道：“单位事情多，父亲每天晚上回家都在11点以后。夜深了，别人休息了，他却不知疲倦开始写戏。他写作一般不用钢笔、圆珠笔、铅笔而用毛笔，写的都是小楷，初稿一般都写在废旧文件纸的背面。”曲润海兴趣爱好不多，不抽烟，不喝酒，唯爱喝茶，而且爱喝浓茶。因为喝浓茶提神，脑子清醒就能写作，这是他多年在凌晨四点之前保持创作状态的“法宝”。
岁月荏苒，距离《富贵图》创作上演已过去了30余年。这部作品，在时间的打磨中历久弥新，已成为晋剧经典，仅山西省晋剧院就演出了2000多场。此外，该剧还获得了我国舞台艺术的最高政府奖“文华新剧目奖”，被成功移植到黄梅戏、京剧、豫剧、蒲剧、昆剧、祁剧、桂剧等剧种，曲润海等主创人员获得了文华单项奖。
从《富贵图》的编创中，曲润海总结出传统戏曲剧目的改编经验。他说：“对传统剧目进行改编，要像维修古建筑那样修旧如旧。原来精彩的唱腔、表演技艺要保留下来，内容不适宜的部分要删掉或加以改造。如果删掉以后，留下了空隙，就要新写一块补进去，但要跟原有的部分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这就成了一个新戏。”
曲润海在戏曲领域的成果丰硕，从1985年改编《富贵图》，到2016年改编《宁武关》，他先后改编、创作了近30部戏，不少剧本已由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京剧、昆曲、评剧、豫剧、吕剧、祁剧、黄梅戏等剧种上演。在戏曲研究方面，他著有戏曲论文集《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论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建设》《沙滩戏语》《王府学步》《前海会心学步浅痕》。
后来，曲润海调任“京官”，任职于文化部艺术局。对于表演艺术的改革，他始终认为，改革不是简单地减机构减编制减人员减经费，而是要出人才出作品出效益。在文化部任职期间，他推动举办了一系列创作演出活动，如稀有剧种“天下第一团”交流演出、京剧青年团队新剧目演出、昆剧青年演员评比演出等。这些活动一概不称“调演”，而改称“交流”，调动了不同层次剧团的积极性。为了推动精品创作，奖掖人才，他还参与创办了我国舞台艺术的最高政府奖“文华奖”。
曲润海一生沉浸于戏曲艺术，既看戏、谈戏，又写戏、评戏。退休后，他写文章、发博客、参加各种会议，基本上全都跟戏曲有关。有人说曲润海视戏如命。此言不虚。正因为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这份执念以及对山西梆子的巨大贡献，曲润海被人称为“梆子厅长”。采访结束时，电话那头传来润海夹杂着山西口音的普通话：“由于重视戏曲工作，我被大家戏称为‘梆子厅长’，我却将这看作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工作的肯定，我至今不悔。”（作者孔培培，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