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他主要从事鲁迅、郁达夫、冰心、高晓声、陆文夫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致力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并作出卓越贡献。

　　范先生对新文学的研究掷地有声，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更是“填平雅俗鸿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其研究贡献、勤勉学风、人格精神永远垂范后学。

　　智慧守元气

　　1945年，14岁的范伯群离开出生地浙江湖州，到苏州念书。从此，这座秀雅的江南古城留住了他大半辈的人生。

　　到了苏州，范伯群就读于私立乐群中学初中部和伯乐中学高中部。学生时代的他意气风发，精神昂扬。1949年9月，他作为学联代表参加了苏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迎接新中国到来。

　　1951年，范伯群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光让他找到了人生志趣。当时，在复旦中文系任教的有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学者，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陈建功、吴敬琏等教授相继调入复旦大学，这些名师的指导陶冶着范伯群的大学时光，尤其是贾植芳先生的到来，对青年范伯群影响深远。

　　贾植芳在复旦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俄罗斯、苏联文学”等课程，范伯群和曾华鹏、施昌东成了贾植芳最欣赏和器重的学生。大三下学期，贾植芳给范伯群他们布置了毕业论文，范伯群的论文是写《王鲁彦论》。

　　作家研究，为范伯群的学术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坚实基础。2008年，贾植芳逝世，在追悼会上，范伯群代表弟子发言：“我是1952年拜在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学生的。在这56年的岁月里，追随先生左右，我时时深感，能成为贾先生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贾先生不仅教我们如何‘开’学术研究之‘窍’，更是言传身教，教我如何才能做一个光辉的人。”

　　受到贾植芳的影响，范伯群也用他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光辉的‘人’字”。

　　临近大学毕业，正当充满期待的学术前景展现在范伯群面前时，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被捕入狱。因为和贾植芳密切的师生关系，范伯群经隔离审查后离开了复旦。

　　青春年代的灿烂前景突然之间变得一片晦暗。“任港没有码头，我在船员的帮助下，先用一根绳子将铺盖行李吊到小划子上，然后再将我吊下去，小划子摇到岸边，我踏上了南通的土地”。1955年，本该登上大学讲堂的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学当起了一名语文教师，以后的二十年，他的人生处在压抑之中。

　　然而，踏实认真的工作与不凡的才华，让范伯群赢得了学生的敬仰。南通中学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小学校长，有的当了中学校长，他们如今都已八十多岁高龄，但仍会从南通跑到苏州，仍会写文章感念师恩。

　　中学教师的工作，没有终止范伯群对学术的信仰。1956年，他开始和同窗好友曾华鹏合作，撰写作家论。1957年，《人民文学》第5、6期发表了他和曾华鹏的研究成果——4万字的《郁达夫论》。秦兆阳在《编后记》里说：“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代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

　　《郁达夫论》不仅是范伯群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新中国学术界研究现当代作家的“一个开始”。而这位站在学界潮头的研究者，当时只有26岁。

　　从《郁达夫论》开始，研究冰心、王鲁彦、蒋光赤、叶绍钧的论文一篇接一篇写了出来。范伯群因成绩突出，被调入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然而，勤奋努力带来的有所起色的人生事业又被打断，“文革”开始了。

　　范伯群进了“五七”干校。天生的不屈、乐观的韧性，让他依旧能在那样一个艰苦躁乱的年代沉下心来读书。“在干校只能读一种书，那就是‘毛选’。但由于毛主席说要‘读点鲁迅’，这样我就将《鲁迅全集》搬到了干校。白天做‘杭唷杭唷派’，晚上就在灯下读鲁迅的著作。当对我的监督劳动放松一点时，星期天就允许我自由活动了。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直奔镇江码头，买一张渡轮票，推车上了六圩。再一口气飞车到达扬州师范学院，找到了曾华鹏。我们两人交谈时都感到在这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智力活动’的元气。”

　　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日子里”，鲁迅成为范伯群的精神支撑与智慧动力。“文革”后，一篇篇研究鲁迅作品的论文发表，1986年范伯群与曾华鹏合著的《鲁迅小说新论》一书出版。这部书既是一部鲁迅研究史上得风气之先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位时代知识者坚韧学术生命的见证。

　　雅俗双翼飞

　　1978年，范伯群调入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开始了高校教师的生涯。这距离1955年他离开复旦时怀揣的梦想，已过去了20多年。其后来收入《鲁迅小说新论》中的系列论文的最初一篇也于这时发表。

　　1978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出《论〈药〉——鲁迅小说研究之一》，这是“文革”以后复刊的《文学评论》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当时百废待兴的学界的极大关注。从1978年到1986年，范伯群与曾华鹏合作的鲁迅研究成果接连不断问世，“以鲁释鲁”，既为“文革”以后的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思想方法，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示范，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一重帷幕。

　　与鲁迅研究成果同时问世的还有《王鲁彦论》《现代四作家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等著作。它们的出现不是草率成之，而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积累、思考、写作与沉潜，一旦许可，便喷涌而出。范伯群智慧的元气终于可以发挥出耀眼的能量。

　　1960年，范伯群被调入江苏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后来还兼任《雨花》杂志编辑部理论组组长。在江苏省文联工作期间，他和艾煊、陆文夫、高晓声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1979年，范伯群评论艾煊《碧螺春讯》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1981年发表《陆文夫论》，1982年发表《高晓声论》，之后有多篇当代作家评论问世。

　　作为批评家的范伯群，对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一种了解的同情，时代的共同际遇，让他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照见了彼此的心灵。范伯群撰写的当代作家评论深刻精准又满含情意，具有当下意识，又承负历史重量。

　　作家与批评家的位置是相互的，批评家可以借鉴作家的创作经验，作家可以成就批评家的眼光见识。当范伯群在学术研究之路开疆拓土之时，作家艾煊发表评论文章《找回另一只翅膀》，用一个生动描述来形容范伯群孜孜以求的学术之路。

　　而这“另一只翅膀”就是通俗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组织编辑“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分配给苏州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任务是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正因如此，范伯群开始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

　　范伯群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五个方面——

　　一是整理史料，奠定通俗文学研究以至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二是开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纠正长期以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还其本来面目；三是确立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它和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翼；四是树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构建新的方法论体系；五是重新衡量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提出诸多重要的具有影响的学术观点。

　　《礼拜六的蝴蝶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晚清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鸳鸯蝴蝶派作品选》《周瘦鹃文集》以及“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等等，一部又一部著作和史料集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格局。

　　范伯群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人。

　　除好友艾煊之外，范伯群最在意的还是贾植芳先生对其研究的评定。1999年，贾植芳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写序道：“由于某种历史的‘误解’与‘误导’，我们的文学研究曾经自觉地将俗文学这一支系排除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即或偶尔提及，也是当作文学史的逆流来批判的。这种误解出于一种偏见，偏见导致无知，而无知又进一步导致了偏见。要破除这种偏见和无知，就不能不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范伯群们现在做出的成果，其意义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

　　这一肯定充分确立了范伯群通俗文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同样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范伯群写道：“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我们文学的双翼，今后编撰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

　　从鲁迅到通俗文学，范伯群的学术成就彰显出雅俗双翼飞的宏大气象。但是“双翼”毕竟是“两只”翅膀，雅俗之间不应壁垒分明。1983年，范伯群发表论文《鲁迅论鸳鸯蝴蝶派》就展现了雅俗文学之间的交互性质。

　　范伯群为自己的学术论著自选集命名为《填平雅俗鸿沟》，坚定表明“填平有期，填平必定”的信念。《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面世之时，范伯群已53岁，自此“填平雅俗鸿沟”的努力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遇逢心有寄

　　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人生境遇，范伯群总是尽己所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刚懂事就遭逢日寇侵华，灾难岁月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坚毅的种子。大学毕业后，遭遇种种磨难，但他初心不改：“我是用青春活力和求知欲望逐渐医好我心灵的创伤的。”

　　干校期间，范伯群喂猪养鹅，看守菜园，当食堂伙夫，做好了以后从干校“毕业”开个包子铺的心理准备。不过，他满脑子想着的还是如何读鲁迅、如何写文章。这期间和他一路偕行的是同窗好友曾华鹏。

　　范伯群和曾华鹏的深厚友谊是当代学术界的佳话。范伯群说他俩是患难之交，也是一对“双打选手”。离开复旦时，两人相约，今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文学岗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都会同时署上两个人的名字。这些论文和著作，既是二人精神交流、保存智慧的结晶，也是抵御磨难、共同奋斗的见证。

　　虽然分处两地，二人却书信不断。年轻时，可以一辆自行车、一张轮渡票，知己相聚首。年老后，出行不便，就每天电话，互问短长。他们一生真诚的友谊是两个纯粹灵魂的相遇，能够化成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人生信念。

　　即便生活艰难，只要有信念支撑，就会存在精神乐园。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研究岁月，范伯群是在苏州观前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度过的。范伯群把一张床、一张桌安放在四平方米的过道内，这就是他的“苏州四平园”。时光辗转，七八十岁，他还是独居在一间小屋里，一张床、一张桌，一部部厚重的书，一篇篇有分量的论文就这样写了出来。诚可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1983年，范伯群被任命为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从和曾华鹏的“双打选手”逐渐成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在范伯群任系主任之前，苏大中文系还一直承袭着师范院校只重教学的状况。“江苏师范学院”转变成“苏州大学”，这其间也倾注了范伯群个人不可磨灭的贡献。

　　范伯群心胸开阔，视野宏大，为了系科发展，他培养人才、申报项目、引进专家。1986年，苏大中文系有六名正教授，是当时全校正教授最多的一个系。他领衔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成为首批十五个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之一。

　　范伯群担任系主任的五年间，中文系的科研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科研立系”的思路奠定了苏大中文系在全国高校学界的地位。1990年，苏大获准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范伯群成为这一博士点的创点导师。而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都被列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2001年，范伯群退休。他在《“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中说：“通知我退休时，我也十分讶异，刚工作不久，怎么就要退休了？”然而，退休岁月成就了范伯群学术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在文章中多次谈到退休与研究的关系：季羡林“从70岁到90多岁高龄，除休养之外，他在退休后，至少有20年用在手不释卷和笔耕不辍的勤奋中，20年就是5倍于大学本科学习的时间。他就又进了5次‘季羡林自修大学’；就研究而言，他就等于做了20年‘季羡林研究院’的专职研究员。这大概是世界上档次最高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了。”

　　以敬重的学者为榜样，范伯群也建造了自己“档次最高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他更以熟悉的作家为楷模：“冰心说过：‘人生从八十开始。’她活到99。如此说来，我们都还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等待发令枪响起，我们也还有编织青春之梦的很漫长很漫长的时光。”

　　摒挡了繁杂的行政工作，卸下了负重的俗事困扰，范伯群开始了新的学术生命。

　　2007年《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出版，这部书解决了文学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为历史“存真”，是范伯群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时年，他76岁。2009年《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出版，标志着范伯群对于雅俗文学关系、文学史认知观念的最终定型。从“双翼齐飞”到“多元共生”，既是范伯群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概括，也是他晚年对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

　　明月正东升

　　范伯群对于学术事业的虔诚用心，从青年到暮年，从未止息。2013年，《填平雅俗鸿沟》一书出版，82岁的范伯群在《自序》中写道：“填平这条鸿沟的艰巨而细致的工程也自有后来人。过去常在‘夕阳无限好’之后，紧接着加上‘只是近黄昏’的轻轻的一声叹息。但我坚信，在‘夕阳无限好’时，一轮‘明月正东升’。”这正是范伯群的晚年心志。

　　“明月正东升”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范伯群对自己学术事业的孜孜以求，即便到了晚年，依然壮心不已；二是表达出作为导师的范伯群对“后来人”的希望，他希望自己开创的学科领域、治学路径能由弟子们接续下去，一代又一代，发展创新。他说：“太阳与月亮的交接班，就体现了这生生不息的代代相传，真可谓‘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范伯群是博士生导师，也当过中学教师，培养了一批批本科生、研究生。这些学生有的成了博导，有的成了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还有的已功成身退，但不管学生们取得多大成绩，他们都会把师恩感念在心。

　　师者仁心。范伯群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教学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关爱备至。只要学生开口求助，即使只是家事，他都会倾力相助。他的一位夜大的学生回忆道：“30多年来，我与范老的交往频繁数以百计，皆为私交，无一公干。范老平易近人，毫无文学大咖的架势。每次相见，他总是以礼相待，问长问短，从写作、工作到家事，无所不及。有时候，范老还与我分享他的秘密，对我付出了宽厚、仁爱、平等之心，让我如沐春风，深感温暖。以至于我在他的面前，能够敞开胸怀，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向他倾诉，不隐瞒不设防。”这种毫无功利的坦诚交往，能见出一个人处世的风度气质。对于师者、学者而言，更能成就一种高贵与不朽。

　　与其他导师不同的是，范伯群不仅培养自己的学生，还教导学生的学生。他扶植了两代学生的成长。这在学界是少有的事。2000年，范伯群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荣获多种奖项，合作撰写这部厚重之书的主要是范伯群的入室弟子。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举足轻重之事，范门弟子在这部著作中集体亮相。“范门弟子”是学界对范伯群领衔的通俗文学研究团队的尊称，也是对范伯群培养的学者的统称，他们活跃在全国高校、研究机构、文化单位，是现今科研教学与文化生产的资深力量。他们有的已届花甲，却依然在把范门之风传授给下一代学人。

　　2017年，86岁的范伯群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出版，同样是上下两厚册，100余万字。这部书的合作者大都是范伯群的再传弟子。他亲自召集这些小辈学生开会研讨，亲自为他们修改书稿。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每一个字都倾注着仁师范伯群的心力，它的出版同样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与高度赞誉。范伯群在《后记》中写道：“我也深深感到通过这个项目的实践，通俗文学研究是后继有人的，‘第三代’一定能接过第一、二代研究者的接力棒，我们这一研究专业方向今后一定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也有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不幸的是，10个月之后，范伯群先生驾鹤西去，他的两代弟子再也不能濡沐恩师的惠泽。然而，学术的生命永在，范伯群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视野，深深影响着“范门弟子”，激励他们努力前行。

　　在范伯群病危住院的前一日，他还在自己简朴的小屋内，在电脑上用放大的字体认真写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外译版。他的学术成就早已散播海外，而心念仍然如故。他晚年形容自己的学术研究是“爬小山坡”，“小山坡”爬了一座又一座，在别人的眼中已是高山仰止。

　　范伯群一生清正，他没有因声名卓著而怠惰不前，也没有因德高望重而骄矜自耀。他是谦谦君子，斯文一脉。他践行了从贾植芳那里学到的“人”字，并把这个“人”字传给了他的学生。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范在接续。

　　苏州西郊的小王山，草木苍翠，静谧清幽。这里长眠着14岁来到姑苏城的一代学者范伯群。尽管人生多舛，但却矢志不移。镌刻在他墓碑上的铭文言道：“复旦本色，姑苏沧桑。研俗不俗，洪钟大荒。树人之风，山高水长。”（作者：张蕾，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